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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惧内小传》序：惧内千古有，名人轶事多文：枯木惧内，俗称怕妻子，古而有之，由来已久，皆因古时妻子称为“内子”，倘若丈夫畏惧妻子，因而得名。自古以来，国人多讲求体面，尤其是男子，惧内常被人说为有失丈夫尊严，缺乏阳刚气概。
因而即便有之，也愧于言辞，羞于启齿，他人言及，也矢口否认，辩称有词。惧内缘何令人羞惭，怕妻果真如此掉价？究其原因，概为男权社会里，封建礼教迫害，三纲五常作祟，大男子主义根深蒂固，从而形成一种顽病痼疾，貌似无药可治。然而追溯历史，实则否则，古时女子职位，也在不停变迁。人类社会的形成，最早是母系氏族，人们以母系血缘关系为纽带，集结在一起配合生活，因而若以最初社会而言，女子具有统治职位。
然而随着农业、手工业生长，男子逐渐依据身体优势，占据主导职位，取代女子进入父系氏族社会。到了封建时期，男子更是使用既有优势，不停宣传和稳定宗法制度，从而牢牢掌握着控制权，处于支配职位；而女子则隶属于男子，处于被支配职位，而且男尊女卑的情形一直延续到近代。虽然古代整体上处于男权社会，不外女子的职位并不是一成稳定的，每个朝代也各不相同。先秦时期，文化纵横，百家争鸣，虽然“三从四德”早就有之，然而女子“卑而不贱，崇尚自由”。
“三从”出自《仪礼·丧服·子夏传》：“妇人有三从之义，无专用之道。故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；“四德” 出自《周礼·天官·九嫔》：“九嫔掌妇学之法，以教九御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”。然而在实际当中，男女婚姻虽然需要有“媒妁之言”，不外也有自主择偶的自由，诸如《周礼·地官·媒氏》中纪录：“中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
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若无故不用令者，罚之”。
可见在某些时候还是允许男女自由联合甚至私定终身，都不会被克制。到了两汉时期，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汉武帝将其推行为国策，于是三从四德成为正统，女子的小我私家自由受到极约莫束，开始沦为男子的附庸。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，在礼教文化上整体还是延续了汉代传统，不外相对来说，北方受异族影响，较为开放，南方则相对收敛。
隋唐时期，国家统一，经济繁荣，统治者具有大气之象，女子虽然依然属于附属职位，不外社会民风相对开放，礼法约束也很小，尤其是武则天称帝以来，女子职位更是日渐茁壮，大有逾越男子之势。诸如上官婉儿被称为“巾帼宰相”，安乐公主奏请立为皇太女，韦皇后、太平公主等专擅朝柄，极大地刺激和释放了天下女子的雄心壮志；到了杨贵妃受宠，更是令杜甫发出“遂令天下怙恃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”的叹息。因而就唐代而言，女子职位相对较高，凌驾了既往。
到了宋代以后，偏安政权在心理上就存在着一种不自信，无以对外，于是苛责于内。以至于在程朱理学“三纲五常”的蛊惑下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封建礼教成了束缚女子的精神桎梏，舆论情况很是严苛，女子职位越发低下，甚至为了迎合男子病态的心理，让女子缠足，这让女性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极大的束缚，因而就此而言，程朱理学为害颇深，影响猛烈。到了明清之际，自卑的心理以及异族统治，使得继任者缺乏自信和气量，从而体现出愈加疯狂的偏执心理。
诸如统治者为了稳定统治政权，越发接纳愚民政策，随处宣扬封建礼教，放肆宣扬三从四德，此时期对女性的压迫和禁锢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以至于女子的职位一落千丈，终其一生丝毫没有人身自由，因而中国女性职位在明清时代堪称历史上最低点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古时，惧内成为别人挖苦的理由，怕妻子被看成缺乏丈夫气概的笑话，因而面临“惧内头衔”，人人远之，唯恐被人讥笑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在男权社会里，并非完全是男子处于主导，依然有许多惧内的事例泛起，详细缘由，清代笔练阁主人在其所撰述的话本小说《八洞天》中，做过有趣的论述和分类，认为惧内有三怕：“势怕”、“理怕”和“情怕”：“势怕”又有三：一是畏妻之贵，仰其伐阅；二是畏妻之富，资其财贿；三是畏妻之悍，避其打骂。
“理怕”亦有三：一是敬妻之贤，景其淑范；二是服妻之才，钦其文采；三是量妻之苦，念其食贫。“情怕”亦有三：一是爱妻之美，情愿奉其色相；二是怜妻之少，自愧屈其青春；三是惜妻之娇，不忍见其颦蹙。
笔练阁主人分析有情有理，更为有趣，然而笔者认为，若归纳一点，其中惧内最主要的原因还是“爱”，因爱生怜，因怜生惜，因惜生惧，因惧生畏，看似惧内，实则怜爱。伉俪之间，譬如不爱，大可转身而去，不予理睬；或者在古代一纸休书，送其回去，岂不易哉？古往今来，惧内的听说轶事颇多，既有正史传记纪录，也有逸闻野史流传，上至春秋，下至民国，既有天子天子，又有文臣名士，诸如侠客好汉，黎民布衣，更是不胜枚举，其中不少诙谐诙谐，精彩纷呈，因而笔者从中撷拾一些典型故事，编撰成《惧内小传》系列，以飨读者，聊作餐前饭后之谈资，是为序。（待续） 2021/1/18榆木斋（此处已添加圈子卡片，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检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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